红色的起点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,它适合每一位想了解中共诞生故事的读者

日期:2020-09-23 21:58:26   来源:互联网   编辑:小狐   阅读人数:727
叶永烈先生一百年前,15个青年,赤手空拳,决定开一个会,成立一个党,这个会就是一大,这个党的名字就叫,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,这个被称为的组织,逐渐壮大,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,建立,让人民过上小康的

红色的起点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,它适合每一位想了解中共诞生故事的读者(图1)

叶永烈先生

一百年前,15个青年,赤手空拳,决定开一个会,成立一个党,这个会就是一大,这个党的名字就叫,后来的故事大家都清楚,这个被称为的组织,逐渐壮大,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,建立,让人民过上小康的生活。

这个党,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,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党。那这个党如何孕育它自己的?它的组织者是是怎么走到一起?它有怎样的初心?它为什么会诞生在上海,而不是广州,或者北京?它到底是哪天诞生的?

大概,叶永烈先生对上面的问题也怀有疑问,他想弄清诞生的来龙去脉,那些年轻的后浪都是谁,于是,从1988年开始,他着手收集材料,访问纪念馆,采访当事人,查阅历史档案、报刊,发愿要写出一部关于诞生的书。叶先生原本居住在上海,有地利优势,又是北大理科毕业,逻辑清晰连贯,文字简洁自然,写起来自然得心应手。只是碰到历史禁区,他也要依据形势有所保留,不过客观仍是他最大的特色。

经过12年的努力,1990年5月,一部详细记录诞生的书—《红色的起点》初稿完成了。他做到了,在这本书里,他讲清了是怎么来的,怎么做的,怎么建立了它的初心。建党的15个年轻人,平均年龄只有28岁,绝对是当时的“后浪”他们是为着一个学说—学说,一个主义—主义,汇聚到一起的。为着这个学说,这个主义,他们做成了辟地的大事。

红色的起点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,它适合每一位想了解中共诞生故事的读者(图2)

作为庆祝诞生70周年的礼物,这本书一经出版,便反响强烈。有多强烈呢?它进入当时“热门图书排行榜”的TOP5之内,被《文汇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报刊文摘》等多家媒体,《社会科学报》还连载了叶永烈关于《红色的起点》的采访手记。紧接着,香港和台湾也引进出版了这本书,之后英语版、法语版陆续上市。国内也有两次再版,常销不衰。

2017年冬日,叶先生再次对《红色的起点》进行增补、修改,订正了诸多史实,并补充了对一大的最新研究成果,使这部书的内容更扎实、丰富,以迎接100周年纪念。可惜这本书出版周期较长,叶先生被病痛折磨,于今年5月离开了,没有看到新书的样子。

人文社2020年7月出版的《红色的起点》便是叶永烈先生生前修订的最后一版,本社作了细致的编校注释,并配有百张历史照片,美编给出的设计既大气庄重,又典雅沉稳,使它成为一本内外兼修的好书。它适合每一位想了解诞生故事的读者。

红色的起点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一部,它适合每一位想了解中共诞生故事的读者(图3)

油画《启航—一大会议》 何红舟、黄发祥创作

红色的起点节选

几个月后,又一次去天津。不过,这一回全然不同,他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,行踪绝密。

的笃,的笃,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,先南后东,朝着天津进发。

车上有两位乘客,一位年约三十,留着八字胡,戴金丝边眼镜,身材魁梧,一身皮袍,正襟危坐,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,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。他讲得一口北京话,路上一切交涉,都由他出面。

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,像是畏寒,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,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,约莫四十岁。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,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。他总是“免开尊口”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,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。

那位“账房先生”便是。那位躲在车里的,是。他俩乔装打扮,秘密出京。

风声甚紧,警察在追捕…

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的报道引起的:

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〈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〉。

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〈新教育的精神〉。

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,令其休止演讲,速离武汉

深愤湖北当局压迫

京师警察厅头目阅报大惊:乃保释之人,每月都要填写《受豫戒令者月记表》在京的行动尚受约束,怎可事先不报告擅自离京,更何况到了外地四处演讲、宣传“主义”这怎么行呢?

于是,箭杆胡同里忽见警察在那里站岗。这儿既非交通要道,又非大官住地,不言而喻,警察在“守株待兔”等候着从湖北归来的,要把他重新逮捕。

其实,早在1月下旬,便已经离开了北京,悄然前往上海。那时广东军政府委托汪精卫、章士钊等办西南大学,邀请来沪商量有关事宜。抵沪后,又受胡适之荐,前往武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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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会址

如胡适所言:

“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,但是我无法分身,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,我正是杜威的翻译;所以我转荐前往。对方表示欢迎…”

于是,2月2日离沪,乘“大通轮”于2月4日抵达汉口。8日晚,乘火车北上,返回北京。

在火车上,和同行的几位武汉地区校长谈笑风生。那几位校长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汉任教。

火车迎着朔风,喷吐着黑烟,朝北京进发。

在北京大学校园里,手持发来的电报,焦急万分。因为早有学生报讯,陈寓门口有警察站岗,正张网捕陈。

把《新青年》高一涵及几位学生找到家中,商议对策,如此如此…

北京西站,刚刚走下火车,一位学生便迎了上去:“陈先生!”

那位学生递上的亲笔信,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门口“恭候”

只得随着那位学生,前往友人、北京大学教授王星拱家。刚一走进去,和高一涵已在里面等他了。

“仲甫,你要赶紧离开北京,避一避风头。”说道,“你如果再落到警察手里,就很难出来了。”

“那就到上海去吧。”说,“汪孟邹在上海,我到他那里住一阵子。”

“你先歇息一下。”说,“我想办法护送你出京。”

关于如何逃避警察,离开北京,还有另一个“版本”那就是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所描述的:

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,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。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,忽然外面有人敲门,原来是位警察。‘先生在家吗?’警察问他。‘在家,在家。我就是。’

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。他说现在一些的报纸曾报道昨天还在武汉宣传‘无政府主义’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先生是否还在家中。

那位警察说:‘陈先生,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。根据法律规定,您如离开北京,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!’

那位警察便拿了的名片走了。独秀知道大事不好。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。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,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。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,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。因而,他又跑到家里去。

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,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,等他回来。

为了能让安全离京,雇了一辆小骡车,化装成生意人把护送到天津。

翌日,一辆骡车来到了王家门口,那位“账房先生”已经跨在车辕上。向王星拱家的厨师借了那件油光发亮的背心,又借了顶毡帽,躲进那骡车。

骡车虽慢,走的是小道,躲过了警察的眼睛。

的笃,的笃,蹄声清脆。小小骡车,载着“两大星辰”—“北李南陈”载着《新青年》的两员主帅。

在僻静的野外,“账房先生”转进车内,跟戴毡帽的那一位压低了声音,细细地商讨着。

骡车向南到达廊坊,再朝东折向天津,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几天。“北李”和“南陈”从未有过这么多的时间,可以如此专心致志地交谈。

“是该建立了!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!”就在这辆不断摇晃着的骡车上,“北李”“南陈”商议着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—“计划组织”

“我着手在北京作建党的准备,你在上海作建党的准备。”对说的这句话,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“北李南陈,相约建党”

轻声细语,他俩探讨着的性质、任务,研究着党纲应该怎么写,包括些什么内容。

如此一路共商,时光飞快流逝,天津城近在眼前了。

“账房先生”重新坐回了车辕,车里的那位又把毡帽压得低低的。

进入天津城,他俩没有朝火车站走去—因为那些警察很可能会在火车站“恭候”

“仲甫,脱掉你的油腻的背心,摆出你教授的派头来。我送你上外国轮船!”想出好主意。

脱下背心,托“物归原主”在码头,紧紧地握着的手,说道:“后会有期!”

踏上了挂着“洋”旗的船,一口英语,俨然一位“高等华人”

当来到上海,已是阴历除夕—2月19日。上海街头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,酒吧、饭馆里传出划拳声,舞厅、戏院内飘出乐曲声,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麻将声,不由得松了一口气…

在码头送别之后,的心中也放下一块大石头。

没有马上回北京。他不时回头望望,看看有无“尾巴”

他朝“特别一区”走去。“特别一区”是天津的俄国旧租界。苏俄十月之后,废除了原来沙皇俄国在中国的租界。不过“特别一区”仍是俄国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。

和天津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人秘密来到“特别一区”一幢小洋楼里。在那儿,与俄共(布)友人进行了会谈。

那位俄共(布)友人是谁呢?后来章志所写的回忆文章《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》中没有提及姓名,也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不过,极有可能是后来成为俄共(布)中央西伯利亚远东人民处处长的伯特曼。1957年在伊尔库茨克出版的米勒著《在的烈火中》一书中,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会见过,并称是“了不起的主义者”

当然,伯特曼所说的会见是“1919年夏天”

倘若不是伯特曼,那么究竟是谁?后文将述及。

不知怎么会走漏了风声—大约是“特别一区”那里早已在密探监视范围之中,的来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第二天,天津《益世报》就捅出了:《党人开会,图谋不轨》

见报,马上那天同去会晤的天津友人预防不测。他于当天匆匆赶回了北京。

陈、李天津之行,把组织成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…

向来谨慎的在回到北京之后,绝口不提亲自驾骡车送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一事。高一涵曾回忆说:“回京后,等到从上海来信,才向我们报告此行的经过。”

高一涵能够从那里得知“此行的经过”因为他跟、都是好友。

高一涵是在1912年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法。他在求学期间,结识了和。高一涵与同乡,都是安徽人。回国之后,他与都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,交往频密。他是创办的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。

第一个披露、在从北京到天津途中“相约建党”的人,便是高一涵。那是1927年4月28日等二十位者壮烈牺牲之后的第二十四天,即1927年5月22日下午,在武昌中山大学讲演厅召开“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”李汉俊主持了大会,各界人士三千余人出席大会。高一涵在会上演讲,题为《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》参加大会的“血友社”记者记录了他的演讲,分两次连载于1927年5月24日、25日的汉口《民国日报》高一涵在演讲中,回忆,说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话:

“…嗣入北大,任图书馆主任,兼授唯物史观,及社会进化史;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。时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,出狱后,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,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,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。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。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事。”

红色的起点是“红色三部曲”的第一部,也是首部详细讲述诞生始末的作品,再现成立前后的人物与事件。

本书采用“T”字形结构: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,即1921年前后的;第七章则是纵线,写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;尾声以粗线条勾勒的历程。

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:

警察

中国的警察包括武警和人民警察两大类。“公安”广义上是指人民警察,分为公安部门管理的公安警察(即狭义“公安”,包括治安、户籍、刑侦、交通等)、国家安全部门管理的国家安全警察、劳改劳教部门的司法警察以及法院、检察院系统的司法警察四大类。人民警察是国家公务员,实行警监、警督、警司、警员的警衔制度,服装以藏黑为主色调。武警全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,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,是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的部队,受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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